蜀水闻涛

蜀道难上青天,水波浪及塘沿。闻声心潮澎湃,涛起阵阵思念。
蜀水闻涛

03/25/2014

站台,我和父母的那次拥抱

个人珍藏, 网络摘记, by 很黑很非洲.

文│黄咏梅

  17岁离开家乡读大学,就注定成为这个车站的常客。20多年来,我对家乡的回忆,出现最多的便是这个车站。因为,它是我归来时第一眼看到父母的地方,也是我离开时最后一眼看到父母的地方。也因为,这个车站是家乡唯一通向远方的出发地——这些年,我一直在远方。我习惯了在这个小车站里找父母。父母也习惯了迎接那个一脚跨下车门,拖着旅行箱的女儿。尽管,岁月让这三个人一点点地变老,可是,这些习惯却没有变老,相反,一次比一次让人感到心跳。  父亲曾经跟我说过这个车站,不过,跟我没有关系。那时候,我还不懂得什么是别离,什么是团聚,那时候,“你还必须闻着母亲的一件旧毛衣才肯睡觉”。我父亲这么说着,脸上露出怜爱的笑容,仿佛相比起现在,他跟那个时候的我更近。父亲说就是在这个车站第一次见到了他的父亲,也就是我的爷爷。

  我的爷爷在我父亲还不满一周岁的时候,就跟随乡里人辗转到泰国扎下了根。他跟当时很多“金山客”一样,在国外打工,然后寄钱回家,一去几十年,有的甚至到死都没回来过。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,父亲有一个很黄很旧的“三五牌”香烟罐子,里边装着满满的毛主席像章。香烟是爷爷从泰国寄给奶奶的,烟抽光后奶奶就用它来装首饰——金耳环、金戒指等贵重的东西,那也是爷爷从泰国寄回来的。后来,罐子里的东西被抄家的人全抄走了。“华侨成分”这顶帽子盖在奶奶家的屋顶,奶奶隔三差五地被游街、批斗,而我的父亲也因为这个从没见过面的父亲,历史系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地质队,满山遍野跑。奶奶到去世也没等到爷爷回来。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,我爸爸才敢跟爷爷通信,最终等到了80岁踏上返乡之路的爷爷。“在车站,我举着一块写着我父亲名字的牌子,接到了我的父亲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父亲。”尽管那历史性的一刻已经过去30多年了,父亲依旧心绪难平。“当他拄着拐杖,朝我举着的牌子走来的时候,我又害怕又激动。当他站在我面前,跟我相认的时候,我真想一把抱住这个陌生的老人,这个——我的父亲。”可是,那是上世纪80年代,人们的嘴巴不会像现在动不动就说“亲爱的”,除了握手之外还不好意思拥抱。在人来人往的车站里,父亲只是久久、久久地握住爷爷的手,身体并没有贴上去。

  如果说,一个正常人的童年记忆里都必须出现一个父亲,那么父亲在车站接爷爷的记忆,就算是他的童年记忆吧,那一年,父亲40岁。

  几十年来,这个车站还是有些变化的,扩充了地盘,加高了楼层,开发了长途路线,候车大厅装了冷气,也增加了各种商铺,人变得越来越多。父母一直在这里履行着迎接和送别的仪式。是的,这是一种不可取代的仪式,即使他们如今已经进入老年,行动已经失去了敏捷和弹性,他们依旧迟缓地在人群中,坚持地完成这仪式,等候或者目送。直到某一天,我忽然想起来,其实我从来没有很好地完成过这些仪式,我从来没有在车站给过他们一个拥抱,就像电影里看到的那些场面一样。

  这些年,人们相见或相送逐渐喜欢拥抱。在各种活动、会议的场合,我跟那些人拥抱,刚认识的、久别重逢的,真真假假、半真半假,拥抱跟握手一样来得轻易。可是,我觉得,跟父母拥抱并不容易。我的确想过在告别的时候,跟父母拥抱一下。可是,站在吵闹的人群中,父母总是装作很轻快地嘱咐我这这那那的,尤其是我的母亲,总在细细碎碎地说着那些不知道说了多少遍的话,父亲则在一边微笑着颔首附和。不知道是不是故意,他们不让我插入一句话,我只有点头听命的份。很多次,我在想,我是否可以用一个拥抱打断他们的话?他们是否会被这突如其来的隆重给吓住?要知道,他们都是老派人,一贯内敛。

  最近一次回家乡看望父母,因为父亲身体不适,我多呆了一段时间。离开的时候,父母不听我劝告,依旧固执地要到车站送我。站在陆续上客的那辆大巴前,父母跟过去不太一样,话少了许多。没有话,我只好一眼一眼地看着他们。他们真的是老了。人也矮小了一些。想到我一次次从这里出发到远方,扔下他们在这里,每天看着我所在那个城市的天气预报过日子,或者在报纸杂志里寻找我的名字。比起不舍,我的歉疚更多。就在这些复杂的沉默中,我终于伸出手,抱住了我的父亲,然后又抱住了我的母亲。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说什么,如果说了,也只能是个别的单词,因为我已经哽咽得忘记了一切。果然,父亲和母亲被我的拥抱吓了一跳。父亲尽管眼睛红红的,但还是难为情地说了一句:“傻孩子。”母亲则顾不得难为情了,她跟我一样,用手背擦着眼泪。

  我在泪眼中,还是看到了那些奇怪地看我们的人。在我们这个小地方,在这个小车站,人们会自然地将眼前这场景归为“戏剧性”,电视上才会出现的,或者,按照自己的常识,他们将这样的举动理解为一个小孩子向父母撒娇。要知道,一个成年女人,众目睽睽下向一对老年人撒娇,拥抱、哭泣,实在有些怪怪的。

  我很快转身登上了车,找到靠窗位置坐了下来。再望向窗外的时候,发现只剩下父亲一人了。他不知所措地朝我这边看看,又朝不远处的一根柱子后边看看,犹豫着是要继续站在这里,还是朝柱子那边走去。我猜,我那一贯粗线条的母亲,正躲在那根柱子背后抹眼泪。我哭得更厉害了,将自己的身体慢慢地滑了下去,一直滑到窗子底下,直到父亲看不见我。我边哭边在心里哀求,快开车,快开车。然而,这车久久都没有开动,乘务员几次跑上来清点人数,告诉大家刚才跑下车买饮料的乘客还没回来。我只好一动不动地将身体窝在座位里,再也不敢将脑袋露出窗口。这过程漫长而难过。好不容易等到那个乘客上车了,车门即将关闭的时候,我听到一声熟悉的叫喊,我本能地站了起来,只见我母亲迅速地跨进了车,她看到我了,她麻利地向我走来,将手上一袋东西塞到我手上:“路上吃,别饿着。”她又麻利地返回到车下。她那矮小的身体表现出了一种奇怪的敏捷,就像一个年轻的女人。

  几乎在我母亲跨下车的同时,我就听到了汽车发动的声音。整个车子抖起来了,它跟我的身体一样。那个袋子里装着热乎乎的几只茶叶蛋和熟玉米,是母亲刚才趁等乘客的时候,急急忙忙跑到候车大厅买的。

  车子开出了一些距离,我才敢看出窗外。在我模糊的视线里,父母已经小得像两个儿童的影子。

  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,我在笔下虚构了许多的人物和情节,然而,我知道,有些东西是难以虚构的,它们是真实的存在,或者是真实的情感,它们在预言或者印证着读者的现实,一次又一次。比方说,在车站里我跟父母的那一次拥抱。

来源:人民日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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